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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相关问题探讨
发布日期:2018年06月05日 点击量:

近年来,我国的医患纠纷呈频发和矛盾易激化的态势,它不仅严重影响了医疗秩序,由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成为影响某些地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而这种状况是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末能有效发挥作用密切相关的。因此,必须完善现有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为医患双方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和平台,为医患双方提供公的利益平衡和裁判机制来有效化解医患纠纷。

一、建立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着眼点

(一)大处着眼

“大处着眼”是指在建立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时,不仅要考虑该机制解决医患纠纷的直接功能,还应以此为契机,考虑通过该机制如何促成我国社会制度文明建设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朋建设相配套和协调。

以在我国设立医患纠纷仲裁机制为例,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医患纠纷仲裁协议,将医患纠纷提交医患纠纷仲裁机构仲裁,并由该仲裁机构对医患纠纷争议双方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其具有的公平性、权威性、专业性、快捷性、经济性和保密性等优点,非常有利于医患纠纷的解决。我们认可医事仲裁对医患纠纷解决的好处,而且我们特别强谓能通过医事仲裁对医疗纠纷的有效解决以推动仲裁等制度的发展,并进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乃至中、西方制度文明建设在面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大趋势背景下的逐步合流。

(二)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指针对我国现有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进行改造,积极促进新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产生。

我国现有的诉讼、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民间调解和医患协商这四类医患纠纷解决方式都各有其比较明显的缺陷。因此,现阶段我们应着重完善现有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以民间调解为例,司法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作《医疗纠纷调解意见》)《人民调解法》的相继实施,以及各地方兴未艾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建,都表明了当前我国政府期望民间调解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能在医患纠纷解决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半官方性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如何保障调解人员的积极性,以及官方推动的调解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自愿”原则,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三)配套成龙

“配套成龙”就是使现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形成一种紧密联系、互相配合的“机制”。这种“机制”应该包括两个要素:组成部分本身功能的完善和有效运行;各部分之间联系与协作的通畅和有效。

由此观之,其实我国现在并没有真正形成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首先,如前所述,现有医患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本身并不完善,运行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其次,现有的各种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缺乏形成上述“机制”的的基本条件,比如规范性、专业性;同时各种医患纠纷解决方式之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和协作。这些情况很难让人相信,现有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能真正起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而且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在整体上缺乏专业基础和基本操作规范的缺陷将会严重影响到其本身的公信力。

二、构建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思路

(一)医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属于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决定了在现代社会中纠纷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纠纷,不管是国家、社会还是当事人,都希望通过更便捷、更有效、更灵活和更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解决。因此,为适应社会的需要,现代纠纷解决机制除了包括传统的司法纠纷解决方式外,私人纠纷解决方式、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以及行政性纠紛解决方式等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也都应被涵盖其中。而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除了国家层面的积极推动外,社会的有效组织以及当事人的自愿选择都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
   
医患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形式,将医患纠纷的解决放在整个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加以考虑,是更加稳妥、操作性更强、成本也更低的方法。这意味着,建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整合现有的纠纷解决方法。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认为:第一,不用创设专门的《医疗纠纷解决法》,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整合现有的纠纷解决方式,使其更能符合医患纠纷的解决;第二,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分会,这样才能理顺《人民调解法》与《医疗纠纷调解意见》之间的关系;第三,在将医患纠纷纳入仲裁的范固时,应注意仲裁功能的改造性设计,比如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并加大仲裁功能的宣传。
   
(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符合医疗行为的特殊性
     一般的社会纠纷往往只涉及当事人本身的利益,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这些纠纷完全可以在不对事实真相及当事人各自的责任进行充分明确认定的基础上,以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进行解决,这种方式俗称“和稀泥”或“花钱买平安”。但医患纠纷的解决则不然。医疗行业具有公益性,而且随着我国医改的不断深入,医疗行业还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福利性,这使得医患纠纷的解决必须注重对医疗行业公益性和福利性的保护,《侵权责任法》已对此作出确认:医疗机构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危害不可完全控制性,这使得医患纠纷的妥善解决往往都建立在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的专业性鉴定的基础上。

上述特点共同决定了医患纠纷解决的特殊性:在第三方介人医患纠纷的解决时,如果不对事实真相及当事人各自的责任进行明确的认定,而是采取多种方式向医疗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利益的让步以“化解”纠纷,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在让医疗机构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这不仅会极大地打击医疗机构和和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还会变相地地刺激患者提出不合理要求,从而引发“医闹”,这将极大地地影响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增加医疗机构的运行成本,破坏医疗秩序,并最终影响到医疗行业公益性的实现甚至是医学的发展。

因此,从医疗行为和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出发,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既要保护患者的利益,也必须保护医学的发展和医院的利益,特别是应切实地尊重和保护医患双方和解的权利(一些地方政府以“维稳”为由要求医院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让医院分担了政府的维稳成本);而除了医患双方和解以外,其他的医虑纠纷解决方式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这意味着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是医患纠纷解决的基础。

三、构建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应注意的问题

(一)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

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看,有限的司法资源无法有效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纠纷,其必须借助于更为广泛的纠纷解决资源。从法律自身的缺陷看,法律的滞后性和内容有限性无法满足社会对复杂、多样的纠纷进行解决的要求,这在有着大陆法系传统、追求立法详细化的我国表现十分明显;从法治的进程看,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运行,在于制度本身就是对既有社会习惯的认可,或是其自身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其有效性上是毋庸置疑的;从实际的运作看,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方式获得成功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对当事人自治的提倡和重视,鼓励当事人通过利益衡量及协商妥协解决纠纷。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应该充分相信、尊重社会的自治能力和当事人的纠纷解决能力;在法律确定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应该充分发挥社团、民间自治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纠纷解决功能。

同时,我们认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达成的协议的执行力问题,可以依照我国现有法律得到有效的解决。《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被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为有效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对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公证法》第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这些规定为非诉讼方式解决医患纠
纷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保证司法诉讼程序作为医患纷解决途径的后盾,处理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关系

美国的ADR机制是为解决“诉讼高峰”而逐渐形成的,它建立在公民的诉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公民的诉权得到有效保障主要体现在:第一,公民能够便捷地使用国家提供的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第二,国家提供的诉讼机制能为公民的纠纷提供最终的、具有强制力的解决办法。美国的ADR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实际上就是在保障法院传统的“定纷止争”功能的基础上,让公民有了更多的选择。

就我国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而言,同样也应该确保司法诉讼程序的后盾地位,任何非诉讼医患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能侵害到当事人的诉权。这是由司法诉讼程序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首先,司法诉讼程序是应公民的诉权而运行的,突出司法诉讼程序在纠纷解决中的后盾地位就是在强调“国家为国民提供司法保护,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这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我国特别重要。其次,司法诉讼程序为医患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制度化的方式,使民众对于医患纠纷的解决有一种确定的预期,这种预期来自于法院的判决结果;而这种种预期是具体的纠纷当事人选择具体的纠纷解决方式时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只有确保这一依据的稳定性,才能保证公民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权的有效行使。

我们认为,就整体思路而言,必须确立医患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只能代替而不是取代诉讼解决机制的观念。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院的调解能有效解决请多的矛盾,但它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所进行的调解则是违法行为。因此,过分强调人民法院的调解率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鼓励或迫使法官违反自愿原则进行调解;人民法院对调解的基本思路还是应该回归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上来,这对于平等保护医患双方权益、保护医疗行业的公益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允许各地建立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非诉讼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必须承认,医患纠纷解决的具体方式有地区的差异,比如“宁波解法”是以当地财政的大力支持为基础,这种模式在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并不一定就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就全国而言,各种具体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应该有统一、基本的规范和程序;但不能要求各地都必须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不能通过法律强行规定各地都必须建立同一种医患纠纷解决模式。应该留给社会和公民以足够的空间,使各种非官方主导的医患纠纷解决模式能通过自我的发展、完善,逐步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应该给予各地政府以足够的权力,使其能够通过完善各种官方主导的非诉讼医患纠纷解决模式,建立各种医患纠纷解决模式之间的有效联系,以建立起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非诉讼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这在探索建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初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亦即在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过程中,应该为地方分权、社会自治和当事人的选择留下相当大的裁量空间,使其能够便捷而多样化地处理医患纠纷。

(四)树立司法鉴定的公信カ,处理好司法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关系

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归口管理的当地医学会对当地医疗机构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其最大问题在于其公信力不够。当用司法鉴定确定医疗纠纷赔偿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我们认为,异地司法鉴定制度和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参与庭审质证的制度,在今后的医患纠纷诉讼中是应该得到确立的。

此外,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其实并无冲突,它们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司法鉴定是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它解决的是医患纠纷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医疗事故鉴定是医疗事故行政处理机制的基础,它解决的是卫生行政部门对违规医疗机构及其违规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罚问题。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关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内容也应予以废止。当医疗事故鉴定不再涉及赔偿问题时,对于其公信力的关注将只涉及相关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这将大大降低医疗事故鉴定的受关注程度,进而减轻相关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学会的压力。因此,相关内容的废止于法律体系的顺畅、于实际部门的利益,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对于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对违规医疗机构进行行政处罚的内容,可在作相应修改的基础上予以保留。
  
 四、结语
    社会的和谐,不仅依赖于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对纠纷的妥善解决,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能有效防止纠纷的发生,也能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就医患纠纷而言,医疗责任保险和公益性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服务制度等涉及医疗体制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整个社会宽容心态和理性思维的逐步形成、公民素质和医疗工作人员职业素养的逐步提高,都会多层面有利利于医患纠纷的预防和解决。就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既要着手于现在,妥善、快快速地解决医患纠纷;又要着眼于未来,从源头上遏制医患纠纷的发生。

转载自《医学与法学》第4卷 第4   刘世彧  李玉声